从“悦己经济”、“陪伴经济”到“愤怒经济”，当情绪被不断激活和延长、“创造价值”，个体究竟是在被更好地理解，还是被留在一种难以自我退出的循环中？这既是现实的观察，也是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制度性难题。
作者：潘星
封图：图虫创意
“爱你老己”，成了不少年轻人迎接2026年的一句开场白。
这句话看起来轻松、甚至有点自嘲，却迅速在社交平台上扩散开来。它不像传统的自我激励那样郑重其事，更靠近一种日常化、却敢于面向他人的表达，那就是在压力、不确定与疲惫之中，学会先照顾好自己与情绪并不可耻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情绪被视为“私人问题”。但近几年，演唱会热潮、“AI陪伴”等现象频繁进入公共讨论。情绪成为一种可以被谈论、被回应的公共经验，人们也越来越习惯通过消费、服务和平台来处理情绪。被安慰、被理解与被回应，逐渐变成一种可以被期待、甚至被购买的体验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情绪经济开始浮出水面。
什么是情绪经济？
“情绪化设计塑造了情绪模型，建构了将消费最大化的情绪典范。今天，我们最终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，而是情绪。”当代哲学家韩炳哲在《精神政治学》中如是写道。
情绪经济的起点在于“情绪消费”。传统经济学假定消费者基于理性和功能价值做决定，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早已揭示，情绪在购买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。所谓情绪消费，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内心愉悦、慰藉、认同或释放压力等情感需求而进行的消费行为，这种消费的价值不在物品本身，而在于“被感受”的过程。
历史地看，情感与消费并非今日才结缘。早在一个世纪前，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·伯内斯就上演过一次经典的情绪营销案例。1929年复活节游行上，他雇佣一群女性手持点燃的香烟走上纽约第五大道，高呼“自由的火炬”，将香烟巧妙包装为女性解放的象征。这场公关秀让女性烟民人数激增，印证了情感符号可以为商品赋予强大的附加价值。时至今日，“自由”“快乐”“爱”等情感符码依然是无数商品营销的灵魂。
而所谓情绪经济，更直接地将为消费者提供“情绪价值”置于中心，成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：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，突破了过去以功能性、性价比为主导的逻辑，而是倾向于为能够带来情感共鸣、心理安慰、自我认同等情绪价值的产品埋单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相比单纯的情绪消费，情绪经济要真正成立，至少要包含三层含义。首先，情绪不只是影响消费，它本身成为一种可以打包、设计和交易的商品；其次，情绪经济的生产者不仅是内容创作者和品牌，还包括掌握算法和传感技术的平台，它们通过捕捉和分析情绪数据，重塑产品设计与营销方式；第三，情绪经济要求品牌从提供功能性价值转向提供意义和共情，建立长期的情感关系。
在中国消费市场中，泡泡玛特是理解情绪经济如何运作的一个清晰样本。
其盲盒模式的核心，并不在玩偶本身，而在被刻意设计的不确定性。消费者在购买时，并不知道将获得哪一款产品；这种信息缺口制造了期待与紧张感，而隐藏款的存在则引入了类似抽奖的回报结构。多项关于盲盒消费的研究表明，这种不确定性通过提升“情绪价值”而显著提高购买意愿，且这种情绪价值在所有感知价值中影响最大。换言之，消费者支付的并非单纯的物理商品，而是一种被设计过的情绪体验。
这对应了情绪经济的第一层含义：情绪本身被商品化。泡泡玛特出售的不是确定的产品，而是一段带有情绪波动的过程，其可复制性与可规模化，使情绪成为可交易的经济对象。
但情绪之所以能够成为稳定的商业资源，还依赖第二层机制，即平台化与数据化的生产。泡泡玛特并不只是发行IP，它还通过会员体系、销售数据、复购率、抽盒概率和二级市场价格，持续监测消费者对不同IP和系列的情绪反应。注册会员数、会员复购率和IP生命周期管理，实质上构成了一套对“情绪反馈”的运营系统。哪些角色更容易引发收藏欲，哪些系列更快引发疲劳，都可以被量化并反馈到下一轮产品设计与发行节奏中。
在这一意义上，泡泡玛特的商业模式并不只依赖创意，而是依赖一套将情绪转化为数据、再用数据调控情绪供给的机制。这使其更接近一种“情绪供给链”，而不仅是零售网络。
第三层含义体现在品牌关系的变化上。泡泡玛特的IP不只是产品图案，而是被持续经营的情感符号。通过会员体系、社群互动、主题空间和联名活动，消费者与IP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可延续的关系，而非一次性交易。企业的目标因此从“完成一笔销售”转向“维持一段连接”，以提高复购率并降低获客成本。
这三层机制叠加后，泡泡玛特的商业逻辑便不再主要围绕生产效率或功能差异，而是围绕情绪的设计、测量与维系展开。在这种结构下，情绪不再只是影响消费的心理因素，而成为被系统性组织与变现的经济资源。这正是情绪经济在现实市场中的一种具体呈现。
事实上，情绪经济正迅速地从“蓝海”变为“红海”。早在2025年泡泡玛特爆红、人们注意到情绪经济爆发之前，咨询机构MobTech研究院在2024年发布的《情绪经济消费人群洞察报告》显示，在当年，“为情绪价值和兴趣买单”已成为中国年轻人消费的首要动因，相关比例超过40.1%，这意味着近半数年轻消费者把愉悦感、心理满足和兴趣驱动放在了购买决策的核心位置。同一年，艾媒咨询发布的《2025–2029年情绪经济趋势报告》认为，2024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到约2.3万亿元，并预计在未来数年持续增长，到2029年可能突破4.5万亿元。
同时，将情感直接作为一种经济资本，也被纳入更广阔的“情绪经济”概念之中。在经济学家的定义之下，情绪经济被描述为“让人们的内心体验成为经济资产”，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偏好、日常习惯和生活意图等情感分享构成了“共感网络”，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。
具体来说，短视频与社交平台实际上正在经营一张“情绪网络”。用户的停留时长、点赞、评论语气和转发行为，被用来判断什么内容最容易引发情绪反应，无论是愤怒、共鸣还是安慰。算法据此调整推荐，使情绪本身成为流量分配的重要依据。在这里，情绪不再只是被表达，而是被系统性地捕捉与放大，转化为可运营的注意力资源。
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陪伴型AI与情绪服务中。冥想、睡眠、虚拟陪伴和心理疏导类应用出售的，并不是信息，而是一种被回应与被理解的感觉。用户留下的每一次情绪波动，都会转化为可被分析和利用的数据资产，用于延长使用时长和提高黏性。
情绪经济之所以出现，表面上像是介于“消费升级”和“口红经济”之间的一种“混合体”。一方面，它延续了消费升级的路径。当功能逐渐同质化，体验、氛围与自我感受开始成为溢价来源。另一方面，它也带着“口红效应”的逆周期底色。在不确定与压力上升的时期，人们反而更愿意为那些小而确定的快乐、安慰与掌控感付费。
往往被忽视的是，人工智能的进步，也是推动情绪经济浮出水面的一股潜流。美国学者罗兰·拉斯特（Roland Rust）与黄明晖（Ming HuiHuang）在他们合著的《感觉经济：人工智能如何创造共情时代》一书中提出，当人工智能接管越来越多数据处理、计算、预测等“思考任务”，人类的比较优势将被迫、也将被凸显地转向“感觉任务”，即沟通、共情、审美与创意等情感劳动。他们基于美国劳工部数百万份工作任务数据的分析指出，2006年至2016年间，各行业的任务结构普遍从“思考”转向“感觉”，预示着一种从“思考经济”到“感觉经济”的迁移。
因此，随着AI渗透的加深，围绕“情感共鸣、心理安慰、自我认同”展开的情绪经济，只会更关键。
情绪经济“三重门”：悦己、陪伴与愤怒
这两年，一些看似分散在不同领域、却被反复刷屏和讨论的热点频频出现。2026年，年轻人用一句“爱你老己”开启新的一年；而在过去的2025年，演唱会一票难求、AI陪伴走进更多人的日常，社交平台上的情绪冲突也变得更加密集。这些现象或许共同构成了“情绪经济”的不同侧面，或暗示、或明示，情绪正在被越来越明确地纳入消费、互动与平台运作之中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悦己、陪伴与愤怒，构成了情绪经济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运作方式。
2026年年初，“爱你老己”刷屏，让“悦己经济”被推到了台前。
“老己”的“己”，是自己的“己”。年轻人用第三人称把自己当作“老朋友”，把原本带点道德训诫意味的“爱自己”，改写得更轻巧、更日常、也更可实践。比如，给自己买“秋天的第一杯”奶茶，去一次盼望已久的爱豆的演唱会，或安排一趟放松自我的旅行。
“悦己经济”的典型形态五花八门，但都指向“满足自我心理愉悦”这一核心。
其一，是以睡眠、疗愈、轻养生为代表的“身心健康支出”快速扩张。按摩、香薰、冥想、汤泉、情绪放松课程等服务，正在从“偶尔犒赏”变成许多人预算中的固定条目。美团数据显示，2024年“疗愈”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441%。
其二，是“小众爱好”的消费开始抬头。《2025Z世代情绪消费报告》显示，56.3%的年轻消费者将“兴趣与情绪满足”视为重要消费动因，较上一年提升16.2个百分点，并将这种选择归因于压力、内卷与不确定性背景下的心理诉求。攀岩、飞盘、露营、潜水、手冲咖啡等原本偏边缘的兴趣，正在进入年轻人的稳定支出清单。根据《中国攀岩行业发展报告（2024）》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商业攀岩馆数量达到811家，同比增加175家，增幅约27.5%。飞盘、露营等项目的相关搜索量在两年内保持高位增长。
这些小众爱好之所以被纳入“悦己经济”，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新潮，而在于它们不依赖外部评价，也不追求情绪峰值，而是通过持续参与，形成一种低强度但可延续的满足感。它们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、可反复的自我体验，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更可控的心理支点，成为“悦己经济”中相对稳定的一部分。
其三，是私人的“即时满足”与集体的“情绪共同体”并行扩张。一端，是甜品、香薰、盲盒等小额、高频的情绪调剂型“悦己”商品持续热销，被概括为“年轻人续命三件套”，帮助年轻人缓解当下的疲惫、烦躁与空虚感。另一端，则是一种更昂贵、也更集中的情绪支出，把“悦己”从个人日常推向公共场景的演唱会经济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简报显示，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（不含娱乐场所演出）票房收入达616.55亿元，其中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贡献324.48亿元，占比过半；围绕演出形成的“票根经济”与文旅消费，被视为情绪经济市场持续火热的重要支撑。
最近，随着“AI陪伴”进入公众视野，人们才意识到，“陪伴”早已不只是情感话题，而是一门正在成型的生意。事实上，在AI之前，围绕孤独、陪聊、情感支持与持续互动展开的“陪伴经济”，就已找到自己的商业化路径。
最直观、也最稳定的形态，出现在宠物经济中。到2025年，中国城镇宠物（犬猫）消费市场规模已接近3000亿元，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宠物的食品和医疗支出，越来越多的消费流向陪伴相关的支出，如互动玩具、宠物摄影、纪念服务。宠物在很多家庭中承担的，已不仅是被“饲养”的对象，而是一段被长期投入、情感确认、具有高度黏性的陪伴关系。
另一条“陪伴经济”逐渐日常化的路径，是情感支持与心理健康服务。如今，大众对心理求助的接受度明显提高，同时，互联网降低了心理服务的使用门槛。对许多用户而言，线上咨询比走进咨询室更容易迈出第一步。中国心理学会与行业平台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约65.7%的心理咨询通过视频或语音方式完成。事实上，全球心理健康服务产业都在加速产品化。根据市场研究机 构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与Grand View Research的测算，全球心理健康类App市场在2024年前后已进入60亿美元量级，并预计在2025年突破70亿美元，年均增速保持在15%左右。
最近，“AI陪伴”进入公众视野，也成为“陪伴经济”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。2025年年初，中国AI情感陪伴类应用的月活跃用户规模已达数千万级。美国调查机构Common Sense Media的一项调查发现，大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，他们会选择与AI进行重要对话，有时甚至超过与现实朋友的交流频率。
但需求之外，风险也随之显现。2025年披露的国内首起AI陪伴类应用涉嫌传播淫秽内容的刑事案件，使这一赛道的问题首次以司法形式浮出水面。“AI陪伴”的内容边界、情感依赖以及平台责任问题，进入了严肃的公众讨论之中。当AI被设计为“陪伴者”，它究竟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？
《金融时报》曾刊载一封由英国约克大学自治安全中心教授伊布拉欣·哈布里等学者联名撰写的公开信。信中提醒，把AI描述为“富有同理心”，本身就可能构成安全风险。在日常闲聊等低风险场景中，AI的情绪回应或许无伤大雅；但一旦进入心理辅导、医疗咨询等高风险情境，这种被“模拟”的共情很容易让用户误以为自己正在获得可靠帮助，从而放松警惕。基于对超过15万次AI参与的临床咨询对话的分析，这些学者强调，同理心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安全外包的功能，“真正的照料仍然需要由具备判断能力和责任主体的人来完成，而不应由系统替代”。
2026年年初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开征求《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首次对“AI伙伴”“AI陪伴”等产品作出明确界定，并提出连续使用时长提示、在极端情绪场景下转接人工干预等要求。
总体而言，如何在满足情感需求的同时守护好伦理边界，将决定“陪伴经济”，特别是在技术加持之下的“陪伴经济”，能走多远。
“愤怒”及其相关负面情绪，正在成为最稳定、也最容易被放大的情绪资源。作为情绪经济中更处于灰色、不被看见的部分，“愤怒经济”投下的阴影，早已覆盖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2025年，牛津大学出版社将“愤怒诱饵”（ragebait）评为年度词汇，认为在社交平台上，那些刻意激起愤怒、对立和羞辱的内容，正在系统性地获得更多传播。
早在十多年前，美国学者杰弗里·M·贝里和莎拉·索比拉杰就在他们合著的著作《愤怒产业》（The Outrage Industry：Political Opinion Mediaand the New Incivility）中指出，“愤怒”已经从政治表达的一种方式，演变为一种稳定的媒体生产模式。在他们看来，愤怒并非偶发，而是被制度化地嵌入内容生产流程，通过“夸张、羞辱、道德对立和持续刺激”，吸引注意力、锁定受众，并形成可预测的商业回报。
这一逻辑在算法时代被进一步放大。相当多实证研究表明，愤怒比其他情绪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在对数千万条社交媒体信息的分析中发现，带有道德愤怒色彩的内容，其传播速度和扩散范围显著高于中性信息；用户表达愤怒时，转发与互动概率明显上升。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指出，在推荐算法环境中，愤怒更容易被识别为“高互动价值信号”，从而获得额外曝光。
当然，平台机制并非有意“制造愤怒”。算法本身并不理解情绪的社会后果，但它对“注意力反馈”高度敏感：点击、停留、评论、转发，都会被视为成功信号。比如，Meta在内部文件中曾指出，带有愤怒表情回应的帖子传播范围显著。久而久之，系统学会了哪种情绪最“值钱”。愤怒因此成为一种被反复验证的有效策略，在娱乐、消费、直播乃至日常热点事件中皆是如此。
这种情绪逻辑进一步渗入商业实践。在短视频平台上，制造冲突、羞辱他人、放大不公的内容，更容易被完整观看。在直播带货中，愤怒与焦虑被用于制造紧迫感，类似“再不买就下架了”的话术，往往比理性介绍更有效。
作为情绪，愤怒本身当然具有正当性。但当愤怒被嵌入算法推荐和商业激励之中，它便开始遵循一种与抽卡、盲盒相似的强化逻辑，即通过反复制造情绪的剧烈波动，期待、失望、反转、再期待，来维持参与本身。心理学将这种模式称为“变动比率强化”，当回报并不稳定却偶尔出现时，最容易让人停不下来。这是因为被激活的并非单次满足，而是一种围绕挫败与补偿反复运转的情绪循环。这个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B.F．斯金纳提出，后来被广泛用于博彩和电子游戏研究。当这种强化机制被嵌入算法与变现结构之中，愤怒便不再只是表达立场的情绪，而开始具备可重复调用的价值。它被不断激活、持续放大，逐渐构成一种稳定运转的“愤怒经济”。
从“悦己经济”、“陪伴经济”到“愤怒经济”，当情绪被不断激活和延长、“创造价值”，个体究竟是在被更好地理解，还是被留在一种难以自我退出的循环中？这既是现实的观察，也是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制度性难题。
情绪经济有未来吗？
随着情绪经济逐渐扩展为一种主流消费逻辑，它也开始暴露出更复杂、甚至更矛盾的一面。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，当自我“情绪价值”的供给被系统性地交由市场来完成时，它很容易滑向一种去政治化、去公共性的“自我管理方案”。
“照顾自己不是纵容，而是自我保存，这是一种政治行动。”这是美国诗人奥德丽·洛德在20世纪70年代写下的名句。她的意思是，生而为人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，并非为了取悦自己，而是在偏狭的社会结构中保存身体与精神、积蓄能量。
“自我关怀原本是一种应对结构性压迫的生存策略，如今却被简化为一系列可购买的生活方式选择。”早在2017年，《卫报》就在一篇评论中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洛德的概念被“挪用”并移植到当代消费文化中，被剥离了集体处境，只剩下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生活姿态。人们在情绪层面的自我关怀（self-care）正在被“彻底去政治化”，不再意味着休息、拒绝过度劳动或建立支持网络，而是被具体化为泡泡浴、果蔬汁、瑜伽课程和冥想APP等“看起来积极、实则高度私人的消费实践”，不过是“及时行乐的升级版”。
提出“情感资本主义”（emotionalcapitalism）概念的社会学家伊娃·伊卢兹（EvaIllouz），对这一转向有着更系统的分析。她指出，当情绪管理与心理修复被高度商品化，个体更容易被引导去“调整自己”，而不是质疑制造焦虑、倦怠与不安全感的社会条件。在这种逻辑下，情绪问题被重新定义为个人项目，而非公共议题。情绪经济确实能够在短期内为个体提供安慰，但也可能将结构性问题重新内化为个人责任。不快乐，似乎只是因为你还没有选对产品、课程或生活方式。
“把关怀私有化，意味着把脆弱性从公共议题转化为个人负担。”政治理论家琼·特朗托在著作《关怀民主》（Caring Democracy）中如是写道。因此，情绪经济的风险，并不在于人们追求舒适与快乐本身，而在于这种追求被不断推回个人层面，并主要通过消费来完成。如果幸福被理解为日常生活中可被间断购买的“小确幸”，那么他人的处境、公共制度乃至集体责任，都容易被视为与己无关的“外部变量”。
从这个视角看，未来情绪经济的边界，或许并不取决于市场还能制造出多少新的安慰形式，而在于社会是否愿意直面这些情绪所指向的共同处境。否则，当消费被默认为唯一出口，情绪在被不断调用与放大的过程中，反而更容易脱离原本的经验语境，走向扭曲、夸张，甚至极端化。
但在前文提到的罗兰·拉斯特与黄明晖那里，对情绪经济的判断并不止于风险与修正。他们的论述中，始终保留着一种变革性的乐观：情绪并非只是被消费和剥削的对象，相反，它预示着劳动力端长期被低估的感受能力，正在被重新计价。
在他们看来，情绪经济真正深远的影响，未必首先体现在消费端，而更可能体现在权力与能力结构的重组上。“感觉经济的一个重要结果，可能是女性社会地位的系统性上升。”他们在《感觉经济》中直言。当人工智能逐步接管分析、计算与预测等“思考任务”，人类的比较优势将转向共情、沟通、关系维护等长期被视为“软技能”的领域。
在书中，两位作者反复强调，即便共情能力上的差异“并不巨大”，但在竞争环境中，“哪怕是微小的平均差异，也会在市场机制中被持续放大”，最终体现在职业分布与组织层级上。他们援引美国劳动力数据指出，早在人工智能全面渗透之前，那些高度依赖社会互动与情绪判断的高技能岗位，女性占比就已持续上升。
因此，他们提醒，不应再将人工智能时代的受益者想象为“冷冰冰的理性机器”，而应看到另一种变化正在发生。“当感觉成为稀缺资源，理解他人本身就会转化为经济价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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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尉旖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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